作者简介

刘保顺，山东潍坊安丘市人，年9月29日出生，政治学研究生，高级讲师。下乡知青，年被招工到莱钢。曾任车间电工、保卫科干事、学管科副科长、党校部副主任、总务科长、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莱钢党校副校长、山东莱钢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现任山东莱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山东鲁中钢铁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中国职工技术导报》、《中国冶金报》、《学习时报》、《山东工人报》、《山东职工教育》、《中国冶金教育》、《中国职工教育》、《中国电大教育》、《企业界》、《企业党建》、《继续工程教育与人事》、《冶金政工研究》、《冶金企业文化》、《山东社会科学》、《山东电大学报》、《理论学习》、《理论学刊》、《山东支部生活》等杂志发表上百篇文章。有些文章被省和省部门组织的评选获得二、三等奖多次。近几年先后在《人民网》、《求是网》、《中国网》、《国资网》、《大众网》等网络发表多篇文章。

致敬！老知青

田玉山

捧在手上的这本专集，从页码和字数论算不上厚重，但我却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沉甸甸的分量，因为这是作者40多年心血的凝结。作者通过对自己生活、学习、工作和思考的文字记录，画出的是人生成长的轨迹，发出的是生命拔节的声音。

如作者在自传中所述，他在职40多年，走过很多单位，当过团干，做过教员和教育部门领导，从事过企业党建和经营管理。每一次履新都是奉命，每一个岗位都不是重复曾经。变的是工作职责和管理对象，不变的却是从青年时期就养成的“知青范儿”：学习求知、研究思考、实践求索，敬终如始，成果迭出。这一点，从本书入选的作品可见一斑。首先是时间跨度，几乎包含了他工作的所有阶段，数十年没有间断；其次是涉猎范畴，涵盖了作者从事过的所有专业，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研究，对“企业改革”的实践探讨，对“企业党建”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体会与经验，还是对“职工教育”的思考与感悟……整体上体现了理论研究的底气、工作实践的接地气，结出的成果自然就有可读性和指导意义。

当然，入编本集子的50多篇文章，仅是作者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一部分，是从上百篇文章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论是作品本身还是选择这些作品的过程，都反映了他一贯的严谨态度。最难能可贵的，这些文章都是作者本人亲自动手撰写的，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仅此一点，就值得敬佩！

入选本书的很多文章，我在发表后的第一时间就读过，有些文章甚至在发表之前我就看过，不止一次地成为第一读者，荣幸之余也受益非浅。看的多了，我也成为众多建议他出书的人之一，但他是个低调的人，虽然各个工作时期经历的数不清的领导、同事、下属也屡屡有同样的提议，他却始终没有应允，总是自谦“水平不行，不能误人子弟”。直到年近耳顺，将退出工作状态，他才下定了决心出一本集子，也许是大家的恳请与渴望让他感觉却之不恭，更多的则如他自己所说，“出书不为名利，只为自我欣赏，亲朋分享，为后代留点印象”，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可以说，本书的出版，算是遂了大家的一个心愿，对他自己则是个很好的纪念。于人于己，都善莫大焉！

本书的作者刘保顺书记是我的学长，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更是我敬重的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人士和可亲可尊的长者。他用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的年轻心态、工作激情，更用这本集子，诠释了那句老话：多读书，思想才能丰盈；多笔耕，文思便会泉涌。我们相识20多年，他的做文与做人一直让我奉为榜样，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后学者不揣浅陋敢于奉命为本书拟序的一个重要因由。

当我再翻阅这本书稿时，心头油然涌上一句话：

致敬！老知青。

汶水流年

引言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转眼42年，弹指一挥间。

人生犹如一趟列车，从知青点出发，铿锵驶过一个个小站，在即将离开工作岗位这个大站之际，回顾一路走来的记忆，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我爱“时代”的蓝天，它给我憧憬的空间，更爱知青点、第二炼铁厂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培训中心熟悉的教室、图书馆，也深深爱着印有“莱钢汽运”字号奔驰的车辆、依恋着正在做大的智能起重、莱钢节能环保工程公司……

一路走来，是党团组织的教育培养，是领导、同事们的关爱、教诲、包容和厚爱，才使我有了今天。同事间的深厚情谊和难忘的青春岁月，是永存心底的一股暖流。当年轮录像回放轨迹，穿越时空，绵延不断地记录着美好的回忆时，感慨时光的流失，感念之情难以表达。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42年是我人生中十分宝贵的岁月，为我带来了终身受益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纵使沧海桑田，总有永恒的东西，那就是在人的心中，感恩有着无限辽远充满神秘的生命力。

一种岁月的温暖，精神故乡的召唤，让我爱的涌动萌发，进而成为心灵的地图，成为精神，成为永恒，绵延不断地凝结成感动的乐章，并为下一个人生目标的行程积蓄能量，憧憬着我们未来的辉煌！

“汶河之水天上来”，莱芜市钢城区汶源东大街东首是大汶口河的发源地，站在汶源往事纷至沓来……在汶源的每一天，我都被许多东西感动着!这也是我在莱芜工作四十余年的随想发端，顺着这条河流在吐云吐雾中拉开思绪走向梦的远方。

(摄于年秋）

难忘的童年

一个人故乡的秘密是源自一条河流的。每次的午夜梦回，我都能听见河流对我的召唤，他构成了我的记忆本身的味道，他把我即将忘却的记忆重新唤回，情景就会历历在目。

（摄于年12月，父亲在解放战争打过长江后，随着一个个城市的接管，组织征求个人意见是留在江苏还是回山东，父亲选择回山东。在济南与母亲合影，也是母亲第一次进城。父亲年1月13日—年4月6日；母亲年12月15日—年2月3日。）

我出生在古历年8月25日的济南市槐荫区，听母亲说，满月后来到津浦铁路磁窑火车站，住在离站几百米的铁路宿舍门牌8号，面积20多平方简陋的平房里，这也是父辈们的通信地址。铁路宿舍以西米的一条涓涓细流、清澈透底的小河恰好与大汶口河相连，相距5公里。这条小河是我在外工作40多年不断的一缕乡愁。

（印象磁窑站）

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一定是在非常深沉的记忆中。

那时的铁路宿舍一排房六家，三户朝南，三户朝北，前后房距四、五米。住家门对门“脸碰脸”。家家门口大都有一堆伞状的柴火垛，炊烟袅袅，饭香飘飘。在那个年代，铁路宿舍和所有的企业宿舍并没有不同，拥塞，宣泄，生存的欲望与住户们发自天然的热心肠全都纠缠在一起，有着烟火人间的种种特质。

童年玩过“藏毛猴”，现在叫捉迷藏，玩过“守家”即摸树看谁先摸到，玩过“骑马”比赛即相互骑在肩上看谁跑得快，高兴了还到沙河滩上决一雌雄。经常玩的忘了吃饭，直到母亲扯开嗓子叫我正在外疯玩的回家才结束。这些儿童游戏已被今天的幼儿园和现代家教所替代。

儿时的回忆，我所经历的最初感觉，便是饥饿，唯有“敲门不开”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年的春天，自然灾害和人祸一起搅裹，饥饿蔓延，家家吃不饱肚子，粮食定量供应，食品非常紧缺，去大跃进时代的“幼儿园”，不像现在的幼儿园科学配餐，那时说是管吃实际上不要说吃好，吃饱也很难，限量一人发一个很小的食品，有一次实在没吃饱，自己淘气地跑回家想再吃一点，因为家中饭也是定量的，父母看我回来了，下令把门插上，使我敲了很长时间，直到家中午餐结束才开门。现在想想，比起营养过剩的后代们真是不可思议了。听父母讲，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实行“供给制”的集体食堂的幼儿园，开了不长时间就关门了。次年，含辛茹苦的父母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利用倒班的休息时间在铁路两旁开荒种地，带领我们七口之家度过了困难时期，也使我们这一代深深懂得粮食的重要性。

（父亲前右一在济南列车段与同事合影）

那些年，父亲的工资每月52.5元，家中经济拮据，从事倒三班工作的父亲常年比较辛苦，偶尔给我两毛钱，让我到小买部打二两烧酒，回来还得问问酒坛的酒有多少，当听到酒坛酒多时特高兴,小口有滋有味地自斟自饮。这时，一般母亲唠叨几句：喝什么酒啊！两毛钱能买三、四个鸡蛋。后来我们都参加工作了，父亲的喝酒再没有限量。

“生活苦涩有三分，她却吃了六分”，这用在母亲身上一点也不过。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先后干过装卸工，扛起麻袋走翘板装火车。在车站服务社卖过茶水、食品、水果。夏天卖冰糕，分两班，是值班的日子在磁窑车站卖，其他时间到区间南驿、大汶口火车站卖，背着装有支的冰糕箱来回12公里，一边走一边卖，再赶几趟火车，出去就是一天。再渴、再热也舍不得吃支冰糕，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水舀子舀起满满的一瓢凉水，一饮而尽。

“谁言春草心，报的三春晖”，我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小口喝烧酒、母亲大口喝凉水的情景，每每想起心里面就会泛起酸楚。父母隆起的脊背托起的是责任和担当！父母的勤劳给我们这一代留下了基因，让后辈汗颜，催后人奋进。父母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感怀的岁月！

(摄于年春节，在磁窑铁路宿舍自家门口父母合影）

我们家的“柴火垛”，显得比别人家大一些。麦季刨麦茬、秋季拾玉米茬，我和姐妹算是比较能干的，那时运输工具是当地称“粪积子”即木条编的背篓。三个叉，一个背身后，另两个固定柴草。后来换上一个木箱安上四个轮子的小推车就算先进的运输工具了。幼年的我在公路上曾和同向的火车比赛过，那时梦想要是自己能开火车是多么的好啊！

（印象绿皮旅客列车）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修，北方的火车到了浦口还需要轮渡再去南方。因有磁莱线，三等站比现在大，南来北往的火车都停靠。候车区的高音喇叭每天重复着播报每个车次沿途的车站，熟悉的站名，又是那样的陌生，让童年的我梦想有一天能到北京、上海逛逛那是多么幸福啊！童年时光就这样在期盼中消失。今天走进高铁时代，我们的后代实现这个梦想已是太容易了。

那时的铁路工人社会地位还可以，收入比地方企业略高，福利待遇好。路局供应段一节罐车的供应车每月来一次，油盐酱醋、小百货也算齐全，周围的社员能借“供应本”打上几斤济南酱油、醋过年，那也是很高兴的事，现在已经没有人想信了。铁路职工家属有病没病开张“就医票”可到兖州、济南“大城市”，出行还算方便。那时比起没见过火车的人也算见过世面了。

最初，当地没有初中，哥哥在新汶铁中上中学，一张“通学票”，磁窑到新汶区间的火车随便坐，每当周末哥哥回家，我到车站去接迎时是那样的羡慕，总想有一天我也上铁中，坐火车不要钱。

那个时代期盼每月一次路局电影队来放电影，晚饭不吃也得扛着凳子占位置。电影开始前，先由车站公安干警进行铁道安全知识教育，然后是放我们不情愿看的大都是几个月前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最后放故事片。开始放映机是单机中间需要换片子，后来有了双机大机器。

我出身于一个铁道工人的家庭，看着火车听着声音，唱着“东方红”，在文革期间长大成人。文革初期我刚刚十岁，特羡慕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长征”串联，一二十位同学扛着红旗，戴着黄军帽、红卫兵袖章、身背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书包，唱着革命歌曲，带着简单的行装，步行北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南下革命摇篮井冈山、西去革命圣地延安，播下文革的“火种”。心想自己要是能加入到“串联”的大军多好呀！磁窑有个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大通铺不收钱，吃饭成本价，没有粮票和人民币可凭红卫兵证借。返程时凭红卫兵证和学校革委会的证明坐火车免费，那时火车上人满为患，厕所里、行李架上都有人坐着、躺着，列车大都晚点。列车外部贴有大字报，开始是“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后来是“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在列车上利用窗户或车门散发传单，有时也给我们这些小学生撒点糖果，吃了心里美滋滋的。

（我曾经羡慕的红卫兵大串联）

文革中的“高帽子”让我记忆犹新，不知父亲何因被造反派带上“高帽子”和“走资派”一起游街，按造反派的要求用完后保管好下次再用。因是群众斗群众父亲没有什么“斗”的意义，只用了一次就结束了。幼年的我看着画有“蛇”的高帽子还是挺恐怖的。我的外祖母一生只来我们家一次让她看见了，她用“嚎它娘的”地方语为自己的女婿鸣不平。

“文革”中的人有一种“狂躁”情绪，天不怕、地不怕，敢把“当权派”拉下马。也确实把人们都发动起来了，母亲白天干活，晚上要参加家属委员会组织各种活动，学习最高指示，学唱革命歌曲。常听到《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上的星星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把怨申”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歌曲。

后来母亲看不惯造反派的行为就主动站出来与他们辩论，有时斗争显得异常尖锐，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当然以后都还是好邻居。“文革”期间搞个人崇拜到了极点，对着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在家里饭前围着饭桌站立先要学习或宣誓再吃饭。对门大爷家比我们家正规，有时也相互学习提高仪式的标准，然而这样的形式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那个年代证书不多，票证不少。出生后上户口，家中有户籍证，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经常用。还有铁路职工家属证，凭此证可看病报销50%，也是乘车就医、探亲有效证件。除此就是在商品匮乏的年代流通着各种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糖票、火柴票、肉票、煤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许多票证。这些票证离我们越来越久远，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年轻人已经没有印象了。

我的幼年生长在红旗下，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感受到文革期间的“热浪”。当河流带走晚霞和翠柳时，我凝视，感悟。童年生活成为透视时代与世事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却又是一个特别值得追忆、反思、描绘的时代。父母给了健康的体魄，社会给了我健全的品格，时代给我人生发展的正能量！透过往事看世界，怎能不让人更加珍惜和热爱生命中的每一天呢？童年的初心本愿也许再也回不去，但它终究是一个坐标立在那里，有了它作为参照，便能看清自身之所在，而不至于迷失方向。所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故乡永远是带给人们活力与支持、牵挂与陪伴的地。

印象中小学

生命犹如一片绿叶，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的枯黄，但他的叶脉还是那么清晰可见。

童年的阅读如点亮的心灯，一直在生命中燃烧。

我在宁阳县磁窑镇东太平小学一间破庙里上小学。那时教室里虽然早已把“神”请走了，但窗户少，有两个也是庙式窗，夏天打不开，冬天糊上白纸。夏天热、冬天冷。白天也黑乎乎的，遇到阴天下雨更是看不见。到了冬天教室里有个火炉子，谁值日谁负责早去点炉子，年幼的我们免不了害怕“神”的出没。很多次上课了还没有点着炉子，一天也就不用再点了，但我们免不了挨批。想想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我们的社会确实进步了！我们的国家能不发展吗？

课桌是用土和麦秸做成的土坯（或称砖）垒砌的课桌，表面用石灰抹上一层。开学时各自从家里带凳子，直到放假再扛回家。那时都是自己去上学，七点到校九点半回家吃早餐，中午11点上课，15时放学吃下午饭，当时庄里社员大都是吃两顿饭。随着教育要革命的要求，缩短学制，我在当地东方红中学度过三年初中阶段的学习。

在那个年代高中很少，一个公社不一定有一所高中，招生数量有限，招生也考试但能不能录取主要根据推荐，我虽然是“吃国库粮”但并没有什么优势，是父亲在回老家的火车上偶遇一同乡托其帮忙推荐，才使我有了在宁阳一中读高中的机遇。他是我的班主任，学习上是老师，生活上胜父母，教我做人，帮我成人。他那儒雅的学者风范，他那温厚的长者气度，他那循循善诱的师者笑容……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饮水不忘掘井人。每当想起我的老师，都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心绪，伴着丝丝的感恩和牵念。

（摄于年7月，在安丘市教师进修学校与老师亲切合影。）

到了高中阶段教学设施、教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图书馆、实验室比较齐全。教师都是来自天南地北正规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在外贸工作一段时间，因打成右派到学校担任英语教学的老师。随着文革后期教育逐步走向正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两年的学制，教学计划安排一个月的学工、一个月的学农。但好景不长又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打倒孔家店”。学校又开始出现大字报，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的教师受到打击，正常的教学程序打乱了。因此，我们比往届多读了半年，七四年六月毕业。

高中阶段家中每月给我7-8元钱的生活费，一般先买上40斤粮票的饭票，剩下几角钱礼拜天到商店用0.1角左右买一两个咸菜疙瘩一周就过去了。很少吃菜，买得起的是三分到五分的大锅菜。攒上几周偶尔周末到教师食堂买0.15元的菜，记得那时的洋葱炒肉太香了，实际肉很少，现在再也吃不到原来的菜味了。学校后勤规定每周五预订下一周的用餐计划，早、中、晚多少个主食和几碗玉米粥，平时想多买主食是不可能的。谁值日谁负责到伙房抬玉米粥，一般食堂都多给一点，剩下的值日生喝了。那时就羡慕老师到橱窗买饭想怎么买就怎么买，要是我们也行多好啊！

学校离家50多公里，刚离开家的我，常常期盼着周末能回家。公交车票价0.5元左右，实在坐不起，就找邻居在磁窑运输公司工作的哥哥帮忙，大多数能碰上拉煤的柴油三轮车，像手扶拖拉机没有方向盘，上下联动，脚、手控制方向，没有倒档人们称“永向前”，透风煞气。喇叭是用打气桶做成的，需要时用力打气即可，看起来也方便，我坐在旁边干这个活挺高兴。有一年放了寒假我们联系到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回家，坐在装上煤的大箱里，到了家冻得下来不会走路了。现在想想我们的后代动不动坐高铁、飞机也没有这么难！

“文革”时期否定高考，高中不与大学衔接，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要先就业一至三年，然后由工厂、农村和部队负责推荐，叫“工农兵”大学生。以至于到了大学要先从初中开始补习数理化，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我高中念完了，初中的同学大都在当地县办地方国营企业提前就业了，而我却迎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难怪在读书无用的年代，母亲为了七口之家的生计，以至于埋怨爸爸让我上高中，今天我们的后代能理解吗？

激情的知青

知青生涯对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民经济发展慢。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让年轻人“上山下乡”即到国营农场或农村。

那时我刚十八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他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

（我们知青当年下乡的情景）

年9月3日在宁阳县机关招待所集中七天培训后，乘着解放牌大卡车，彩旗车配高音喇叭开路，从县城数千人和各公社夹道欢送人潮中，来到宁阳县华丰公社高庄大队，从那时起，开始了人生新的一站--成了一名高庄村的社员。情景不次于送子当兵，场面壮观，点燃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雄心壮志。当晚村里放电影欢迎我们，让我代表知青发言，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事后知青们埋怨我太紧张，发言效果差。

我们知青点大部分是铁路系统和华丰公社所在地机关和企业的子女，磁窑火车站派出一名职工带队，流动不住村，村里安排一名治保主任负责。国家拨付基本建设基金给知青点盖房子，下乡前半年由国家粮食部门按一般居民标准供应粮食，80%粗粮、20%细粮，每月半斤花生油的标准。公社知青办联系照顾定期发给一定的肉票，每斤0.8元，基本上一月左右去采购一次回来改善生活。以后就按社员的标准分粮食、蔬菜。

我们大队开始安排一位大爷给我们做饭，大多数是用模具将玉米面做成上下透气窝窝头，十天八天也偶尔吃一顿小麦做的馒头，要是大家提前知道什么时间吃馒头一般前两顿就省了，五、六个馒头不用配咸菜一会功夫就下去。大锅菜大多数是明油即炒好后浇上一勺花生油或猪油，油水很少，有时光吃咸菜。战友生了病可以开小灶，一碗荷包蛋面条送到床头照顾。后来我们知青自己做饭，安排轮流值班。有时借社员的炉灶加工煎饼，男生烧柴加热女生操作，大都不会干，相互埋怨，经常轮岗，其实操作并不难，我试过，只不过加工出来的煎饼半边拉块不成样子罢了。

我们庄在公社范围算是比较好的，因有铸造厂、防潮粉厂等村办企业。庄里有个简易的两层办公楼，高音喇叭定时播放六点三十分的早间新闻。大队下通知开会，播音员都是用方言按辈分称谓什么“大老爷”、“二婶子”、“三表姑”、“四表叔”到队部来开会，开始听不惯。大队领导在喇叭里讲话和平时聊天一样很随便，先是老少爷们注意了，然后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公社、管区来领导检查工作大队领导有时领自己家里吃饭，多数安排广播员也是办事员到集市买个大红公鸡在队部加工用餐，当时我们闻见炖鸡的味特馋人。

下乡后刚开始拔过花生，那时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每年收花生都是件让队长发怵的事。当时各家生活清肠寡水，收花生时犒劳一下肚子，边收边解馋司空见惯，这个时节大人小孩乐得天天合不拢嘴。治保主任张大叔要求我们在地里不要随便扒花生吃给社员做榜样，开始两天还能坚持，后来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也忍不住地吃起来。不久开始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小车、搬石块，社员们都夸我们能干。夕阳回家，肩背酸麻。可没过三天，累的大家早晨不起床了，治保主任张大叔到宿舍一个一个喊。再后来把我们分到各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劳动，割麦子、扬场、锄草、掰棒子、拾棉花、种菜，参加农田基本建设。无论是麦季、秋季分东西，因我们在庄里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社员们总希望我们“掌称”公道，在田间地头分地瓜、玉米、花生、蔬菜等。

有一次，远离村庄与勤劳憨厚的张大爷一起看管棉花地，在摇摇欲坠的茅草棚里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令我难忘。第二天张大爷不顾疲劳，为了几毛钱，挑着晒干的地瓜秧，行走十几公里去大汶口集市卖猪饲料，在渡大汶河时不慎被洪水卷走，人间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我与乡亲们坐上拖拉机到现在的大汶口京沪铁路桥以西找到了张大爷的遗体，并协助处理了后事。过后张大爷家中的哥哥看我跑前跑后，热心帮忙，主动约我拜了“干兄弟”。

张大爷家的妹妹定亲让我陪客，第一次享受高档次的餐饮。张大娘先请会做饭的厨子头一天做准备，当相亲客人来了之后，上午11时，先吃比较精致的小水饺十个左右，叫先“点心”。然后由我们这些陪客带领客人到我们庄水渠、水库转一圈回来，也算是游览山水风光。13时左右，开始大餐。当时准备的是“四八席”即四个盘子八个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客人喝好，不醉不散，酒席一直持续到下午16时左右才结束。客人陪好了妹妹的亲事就成了。

当张大爷家的哥哥听说我要当工人离开高庄时，不惜代价给我卖了一个大玻璃镜子，并写下感激之语，让我以镜照检自己，走好人生。

时光是最好的滋养，一年零四个月的农村生活，不知何因当上了21人的知青组长，带领战友们一起学习、劳动和日常业余时间一般性的管理。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是生活改善的少，太会“过”。确实离开知青点时剩下了一部分细粮和我们自己种的白菜，由留下的战友继续使用。

（最后一排左五本人照）

在那些易逝的岁月里，承载着很多温暖，承载着很多说不出的美好，久久地印在记忆里散不去。当我即将离开知青点时，乡亲情意、知青友谊，让我流连忘返，满目都是情，都是青春的思念……

（未完后续）